“划到深处去”（路 5:4）

从本笃十五世到 教宗方济各，天主教传教的意义与方法

摘要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年中，时任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布了一封宗座牧函《夫至大》（apostolic letter, Maximum illud），这封牧函试图重新诠释天主教会的传教使命。这封牧函既强调了基督教传教事工的广泛性，又更加注重不同文化的丰富性，因而这封牧函成为“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” （inculturation）这一概念的起点。 这种新的神学理解包含着对圣灵的认识，即圣灵一直在众人的内心和诸文化的核心处工作，甚至在福音降临之前，这种工作就已经开始了。一百年后，教宗方济各和阿兹哈清真寺大伊玛目泰耶伯共同签署了《人类兄弟情谊文件》（Document on Human Fraternity for World Peace and Living Together），这封新的文件将《夫至大》的理念推向完满，它不仅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跨宗教对话方法，而且也提供了一条通向宗教共同真理的道路，即在差别之外，各宗教都充分肯定人性尊严、和平与相互尊重、互利互惠与宗教关怀的价值。本文提出，在20世纪初的中国，这种神学转向已经有所发展，一些在中国进行“传教试验”的领导者们已经开始应用这种方法，比如，两位遣使会司铎，汤作霖（Antonio Cotto, C.M.）和雷鸣远（Vincent Lebbe, C.M.），以及刚恒毅主教（S.E. Celso Costantini）。